财务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

财务会计系统不但给公司控制机制提供直接的财务信息,而且还提供股票价格中反映的所有间接信息。会计治理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为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减缓由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证据。本文着重探讨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公司治理机制对财务会计信息反作用的互动研究,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对策。     

企业文化、企业培训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大陆上海地区、江苏地区以及台湾地区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收集244份有效样本,以LISREL结构方程式为分析工具,企图建立企业文化、企业培训与组织绩效等构面完整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解释高阶主管支持、企业文化强度对企业培训、组织绩效的影响。     

高管人员薪酬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分析——来自沪、深A股市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上市公司年度经营绩效以及管理人员报酬等相关信息着手,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人员的薪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讨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内在关系。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性

企业在为股东牟利之外，是否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直以来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并形成了反对社会责任论、单一社会责任论和多元社会责任论等三种流派。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企业活动对外部社会的影响加剧，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多元社会责任已成为一种客观必然，这不仅是外部社会对企业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是，要求企业承担多元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要企业办社会或无限制地承担责任。     

社会和谐发展环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政府三方相互制衡机制下,各相关利益主体间关系的重构.它的演进层次与实现过程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下"理性经济人"在面临"社会公众"的约束之下所做出的最优选择行动,它既是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必要条件,也是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家族式治理对公司理财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论文以所有权和控制权为两维对家族企业做了严格的定义和划分,并把研究对象界定在拥有高控制权的家族式企业。通过将家族式治理和公司理财分析范式结合分析,家族式治理中的网络式组织结构、封闭式的股权结构和作为家族意愿体现的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家族企业理财行为产生影响。家族式治理对公司理财行为产生正面影响,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家族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家族式理财必须进行变革:非家族化的理财方式变革,家族规则与现代市场游戏规则的融合,引入有效专家理财制度,以及对家族式理财的扬弃。     

公司理财的新标准——利益相关者满意度

现代公司是多元契约关系的总和,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既是公司理财的任务、过程,也是公司理财要追求的结果。我本文提出从资本增值标准、信用标准、客户标准、社会标准、员工福利标准等方面考虑设计各利益相关者满意的理财标准。本文认为足够的现金流量是实现利益相关者满意的前提。利益协调机制是实现利益相关者满意的主要制度安排。     

会计盈余及时性对公司治理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考查1997年到2004年间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代理变量与会计盈余及时性指标之间截面数据相关关系,探讨治理机制是否随会计盈余及时性而变化。结果基本支持了本文的假设: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的有用性是倒数关系,外部股东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的有用性是正相关关系;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是解释股权价值现时变化的程度;以高成本的监督活动为特点的特殊治理结构是股东和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需求的反应。     

企业债券融资的比较优势与实证分析

为稳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我国明确了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的目的与总体方案，但市场状况仍不尽如人意。本文在分析西方企业融资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企业债券融资的相对优势，并结合中国融资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债券融资的成本优势并不显著，但融资“信号”传递作用明显。     

利益相关者间的谈判与企业治理结构

企业的契约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一致性 ,它们都隐含了企业是一种再谈判机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所有权分配进行谈判 ,谈判结果决定出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 ,各方的谈判破裂结果效用、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是关键变量。我们使用Nash谈判模型及其推广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我们的结论是 ,企业治理结构是内生的 ,每个企业的治理结构都是特殊的个案 ,一种治理结构并不具有普适性。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立法含义。